電信版許霆案未引起轟動卻引法學爭議
2008-04-28 17:07:54   來源:通信世界(轉載)   評論:0

前不久,發生在廣東的“許霆惡意取款17.5萬元”案件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轟動,由此引發出的關于系統安全、道德標準、法律執行等諸多問題的討論空前激烈。無獨有偶,當案件主角許霆的家人還在為繼續上訴而奔走之時,與之極其類似的另一起案件在電信行業發生了。

2007年1月至3月期間,云南昆明的陳明應和饒金桃夫婦利用電信計費系統漏洞,用異地購買的充值卡對固定電話惡意充值,并為2471部公用電話“優惠充值”牟利,涉案總額達41萬余元。近日,昆明盤龍區法院對這起電信版“許霆案”中的兩位當事人以盜竊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3年及罰金5萬元,并責令被告退賠贓款41萬余元。由于有“許霆案”被告反復上訴的前例,這起案件的當事人是否也會因對判決不滿而上訴還是個未知數。

事情雖然暫時有了結果,但究竟是怎樣的原因造成了這起特殊的意外,重大行業接連發生系統安全漏洞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它究竟會對行業的發展帶來哪些影響,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異地充值的紕漏

案件要從陳明應夫婦無意間從外地購得的一批“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電話充值卡說起。在使用中,他們發現7張看似普通的電話充值卡竟可以重復充值,其中的一張他們還反復使用了1546次之多。

據了解,由于涉及到經濟問題,在計費系統的設計過程中,電信運營商必須將安全性與穩定性放在尤為重要的位置上來考慮,系統上線之前也需要嚴格把關,并且在系統投入使用的過程中也會不斷地進行完善和修補,因此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出現嚴重的故障。

但業內專家指出,同任何普通電腦系統一樣,計費系統從技術的角度來說不會是“天衣無縫”的,同樣有著安全隱患和出現運行故障的可能。不過,就本案來說,存在這樣的“充值錯誤”問題本已是重大失誤,而且在未受到任何攻擊和不良操作的影響下,作案持續時間如此之長,涉案金額如此之巨,系統卻長時間地未做出反應,這實在令人費解。“就好像我們的手機欠費之后,系統會發出告警并自動停機一樣,當計費系統出現異常運行時應該有及時、合理的響應來中止這種情況,而不是任其發展。”

一位技術人員認為,此案中出現的特殊情況,可能是由于系統對異地購買的充值卡進行識別時出現問題所造成的,此后系統也僅是發現多個號碼的充值情況不規律,因此在告警環節并未及時響應。而當記者就這一情況向云南當地運營商求證時,相關技術負責人卻拒絕表態。

專家強調,不管是由于什么特殊情況造成的問題,在問題反復多次出現后,當地運營商卻一直沒有發覺,說到底就是內部管理的問題。未來在電信業務發展、高級通信技術應用、全業務運營實現等諸多推動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市場對運營商系統的要求將越來越高,系統面臨的挑戰也更加嚴峻,運營商必須大力加強管理以適應這種高要求。

判罰未必恰當

關于此案的另一個爭議是最后的判罰結果。在記者的采訪中,北京點擊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氣預報郵電大學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教授表示,在承認此案為“盜竊罪”的前提下,由于“涉案金額巨大”和“惡意充值,換取現金利益”,從量刑上來看是合理的,但是,此案是否應以“盜竊罪”這一刑法條款來判罰還有待商榷。

劉德良教授認為,此次的案件其實更符合民法中“不當得利”的性質。盜竊罪的判斷依據主要是看財物所屬權的轉換,而在此次案件中,用戶與運營商之間存在著一種合法的合同關系(正常購買充值卡),在此基礎上,是系統的漏洞為用戶提供了可乘之機,從這個角度來看,用“盜竊罪”來判罰是存在爭議的。

另一方面,本案雖然大體上與“許霆案”非常接近,但還是存在非常大的差異。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在于,“許霆案”的被告是直接對銀行賬戶進行操作,獲得了現金利益,直接擾亂了金融秩序;但在本案中,被告是在沒有攻擊系統的前提下,利用運營商系統的漏洞,對充值系統進行獲取利益的操作,那么其中就牽涉到等價現金的確定、預付費是否消費完全等多方面的問題,因此應與前一案件有所區別,在量刑上也應酌情考慮。“雖然獲得了等量的非法利益,但是如果行為方式不同,那么其結果就可能完全不同。如果是以合同關系作為前提,就可能構成‘不當得利’而非犯罪行為;如果是盜竊就可能判得重一些。”[Page]

各方均應有所觸動

在談到此次案件的判罰會對通信行業的發展帶來哪些影響時,劉德良教授表示,電信行業具有很強的特殊性,在判定責任與過錯歸屬的問題時,有關部門應考慮周全。通過此次的事件,涉及到的各方都應當有所觸動。

劉德良教授指出,在法律中,刑法判罰與民法判罰具有本質上的差別。刑法判罰在更大程度上具有懲罰和威懾的作用,性質比較嚴重;相比較而言,民法判罰就顯得“溫和”一些。本案中被告屬于惡意充值,明知犯法仍然繼續作案,并且還對其他公用電話進行操作,影響極為惡劣,這是促使法律機構采用刑法判罰的主要因素。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考慮,此次判罰中運營商在事件中的過錯似乎并沒有體現出來,運營商系統的漏洞和響應的不及時是此案的一個重要誘因,事實上也應該承擔一部分責任。不處罰運營商的同時對被告采用刑法判決,這就對廣大民眾形成了威懾力,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運營商,有可能會導致運營商對自己的過錯與責任依然不加以足夠的重視,反而不利于行業的發展。

劉德良教授還補充說:“最近,此類案件連續發生,說明系統網絡的安全問題需要得到全社會的重視,而法律法規在不斷的演進中也應該考慮到這方面的風險承擔和責任明確的問題。更重要的一點是,司法部門應該更合理運用現有的法律武器,以保證社會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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