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守護神:勞倫斯·萊斯格
2010-05-11 07:56:36   來源:21CN (方興東 )   評論:0

我們迎來的會不會是互聯網死寂的春天?

  “誰擁有互聯網?迄今為止,還沒有誰能夠占有它。雖然互聯網屬于“美國制造”,但是其獨一無二的設計,使得互聯網成為全世界都可以使用的創新源泉。但是,今天,法庭和大公司一道,正試圖瓜分網絡空間,設立重重藩籬。就這樣,他們正在摧毀互聯網的潛能,阻止全球性的民主進程和經濟增長。”

  講臺上,是一個略帶靦腆的書生,但是內在的激情和洶涌的使命感,卻使文弱和藹的外表迸發著一股一觸即發的戰斗力。他額頭寬闊,印堂發亮。教授學者的外表,卻是斗士一般的內在思想。當全世界的人們都在為股票市場的崩潰而摧毀互聯網的發展活力,這位斯坦福大學的法學教授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卻認為另一股更致命的力量正在將互聯網重重圍困,窒息互聯網創新活力。這就是少數大公司為了謀求自己的利益,正在以保護私有財產的旗號,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規,瓦解互聯網繼續創新的活力。資本市場的冬天直接導致了互聯網發展的冬天,但是如果以目前的趨勢下去,等冬天過后,春天來臨,我們的互聯網迎來的會不會只是一個永遠失去創新活力的“死寂的春天”?

  這位公眾演說家,才情洋溢,其觀眾令工業巨頭刺目,卻十分貼近社會大眾。他善于調動聽眾的情緒,每一次演說,都會讓大家心情澎湃,使得本來各忙各、各顧各的大家,恨不得馬上聯合起來,與大財團們以及大財團所主導的法院進行抗爭,否則仿佛未來就看不到希望。他掌握大眾心理,將大財團比作強大的惡勢力,而將自己融為聽眾中的一員,激發弱小者聯合起來抗爭,抵制不公正的游戲規則。大財團們當然不理會萊斯格,但是他們也承認:“勞倫斯真正理解他所從事的事情”。

  “我們美國人是有些精神分裂的,一方面,我們在文化的建立方面,我們鼓勵創新,重視自由;但另一方面,我們卻采納極端保護主義的版權法律架構,壟斷知識,壓制創新。”

  “我們相信我們理解財產意味著進步;財產更多意味著進步更多;財產的更完美保護意味著進步的更完美保護。我們的這個思路并非過于天真。從歷史上看,財產是重大進步的關鍵;它是對專制的國家權力的重要限制;它對權力集中會導致的濫用進行制衡。毫無疑問,財產對于自由的社會和自由的文化,是多么核心和重要。因此,對財產進行質疑,對我的美國同胞提出疑問,并不是懷疑它的重要性。

  “這質疑和疑問是把它的重要性放到更大的場景中去考慮。是讓我們看到支撐財產所創造的進步的東西。是讓我們理解創造進步的幾種資源的混合。而且迫使我們搞清楚這種混合……

  “現在,首先看看公有領域是多么重要——不是站在財產的對立面,而是和財產站在一起。公有領域對于生產和創造其他財產是多么重要。對于其他財產的繁榮是多么重要。強調公有領域的重要性不是否認財產的重要性,而是讓大家知道財產是如何依存于一個豐富的公有領域的。創造力是如何依存于一個豐富的公有領域的。一個是如何依存于另外一個的。因而問題絕對不是從財產和公有領域這二者中選擇其一,而是這二者如何混合……”

  顯然,如果萊斯格贏得更多,大公司的獲利就會更少,互聯網的自由會更多。而相反,如果萊斯格失敗了,互聯網的未來將看不到多少自由,看到的將是大財團們插滿“知識產權”旗幟的私有專有領地。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律和技術中心主任馬克.萊姆利(Mark Lemley)說:“更大的危險是我們確實制定了規則……(這些規則)令合法獲得信息更難。”

  “數字時代的保羅·李維”

  “十二年前,柏林墻倒塌了;十二年前,封閉社會宣告死亡。十二年前,開放社會的理想被認為取得了勝利。十二年前,封閉和開放之間的爭斗幾乎停止了。

  “我們站在這里,與那些親眼看到封閉社會終結的人們,處于一種奇怪的關系之中。因為我們慶祝這個社會的終結,而同時在我們身邊形成了更大范圍的封閉文化。我們對我們取得的勝利充滿自信,可是我們的勝利正在被抵消。如果曾經有過,如果我們知道有一個開放的社會,那么這個開放的社會正在消失。從最重要的意義上說,它正在走向沒落。” [Page]

  演說時,萊斯格措詞簡潔有力,善于動用一串又一串的排比,如同子彈一樣發射出來,給觀眾以極強的沖擊力。他來回走動,動用各種手勢,盡可能貼近聽眾,讓每個人都感覺到內心的震動。他將矛頭指向這個國家,那些少數追逐自己利益的大公司,他們改變著這個國家,并正在對互聯網下手。

  “在美國,我們相信我們理解封閉社會的終結。我們相信我們理解它的根源。那個社會之所以崩潰,是因為它脆弱;它之所以脆弱是因為它的經濟死亡;它的經濟死亡是因為它沒有自由的市場;沒有強有力的財產保護,從而也就沒有基于自由市場的財產所能夠創造的交換和自由。”

  不要認為這是一個激進的革命分子,也不要認為這是一個激情過剩的普通學者,勞倫斯·萊斯格,這是目前網絡法律界最具原創思想的教授,也是網絡法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即使那些害怕他的大公司,當萊斯格發言時,也是豎起耳朵,傾聽每一個字眼。即使與他針鋒相對辨認的對手,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令人尊敬的人,他的文字和話詞,雄辯而理性。

  如果說,是托夫勒預言并勾勒了信息時代的宏觀視野,是尼葛洛龐帝宣告和描繪了信息時代的到來,那么現在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為我們真正面對的信息時代制定新的規則。尤其是網絡空間的法律和規則將直接塑造和決定我們的未來。這些規則肯定不能照搬工業時代的一切,不能只體現工業時代即得利益者的意愿,而應該站在整個人類共同發展的高度,站在整個人類進步的歷史進程的廣度,來重新制定!如今,擔當這個重任的先鋒就是萊斯格。《紐約人》雜志將他稱為“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知識產權思想家”。《商業周刊》不但在2000年、2001年連續兩年將他列為“互聯網最具影響力的25人”陣營,與Amazon貝佐斯、eBay的CEO惠特曼等人濟濟一堂,同時也將他比喻為“數字世界的保羅·李維(Paul Revere,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一名愛國志士)。”

  萊斯格面對的“敵人”正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媒體巨頭、好萊塢巨頭、錄音工業巨頭以及有線電視運營商、軟件市場霸主、互聯網大公司等。他的思想正是他唯一的武器,與這個時代最有力的力量——金錢對抗。也許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斗爭。但是,如果萊斯格所言正確,那么用不了多久,互聯網就將不再屬于大眾,而被少數工業巨頭們所瓜分,將由他們設立重重警戒和關卡。40歲的萊斯格的使命,就是阻止和延緩這一切的發生。

  有一些經濟學家注意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并不是一定會推進產品革新的。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自80年代新的保護措施完善以來,軟件行業的研究和開發實際上已經放慢了。報告的作者說,以信息為基礎的特定行業更能從信息的公開分享和公開競爭中獲益。

  “看看互聯網的爆炸,說激勵因素不足是可笑的,我們需要走出去,用知識產權創造更多的激勵因素,”萊斯格知道,他正就資本是如何運作這一問題、與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進行著一場艱難的戰斗。

  我們處在一個越來越失衡的世界

  “在網絡空間產生時,一群神經緊張,為有錢人干活的人,在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國家之間跑來跑去,叫嚷著版權將在網絡空間被扼殺;知識產權在網絡空間中死亡,他們叫喊著,國會必須相應作些什么。這些神經緊張的人們--相信天會塌下來的人們;為有錢人干活的這些神經緊張的人們——有錢人是好萊塢……

  “最初狀態的互聯網的這些特性,在好萊塢看來是臭蟲。他們急急忙忙想找到那些能夠組建一個讓網絡內容安全的系統的代碼編寫者——這意味著在不失去控制的情況下安全地傳輸。

  “這些神經緊張的人很聰明——他們從美國的西岸尋求代碼的幫助,從東岸尋求法律的幫助。從東岸,他們得到好的法律-這法律急劇增加了接收內容的保護;從西岸,他們得到非常好的代碼--使加密和保護內容成為可能的軟件和硬件。這法律和代碼在國會于1998年通過的一個法案得到了最終發揮——數字千年版權保護法,特別是它的反規避條款。 [Page]

  “我到處向人宣講代碼是法律,這已經成為我的職業。設定在軟件和硬件中的規則起著象法律一樣的作用。我們應該把代碼理解成一種法律,因為代碼可以象法律那樣,限制自由或者使自由成為可能。如果我們真的把自由當作頭等大事來關心,我們應該保護自由,不論威脅來自法律還是代碼。

  “在美國,控制的本質上的增加在"財產"這個標簽下——在保護財產避免被人偷竊這個標簽下——被合理化了。現在,任何版權作品的使用,只要違背內容控制者的意愿,就是盜竊。完美無缺的財產,就是知識產權的理想狀態。完美無缺的控制就是它的目標。

  “但是這不是杰費遜的設想;這不是早期建國者們關于知識產權和知識公有領域的設想。這從來就不是最先的想法。

  “控制的技術,被財產的理想所合理化了,被法律化了。完美無缺的控制的技術,被法律化的財產理想合理化了。

  “這就是我們的未來。這告訴我們一個開放的空間是如何被關閉的。這就是封閉的社會得以重現的結構。在這個封閉的社會,少數人控制著多數人的接觸;少數人控制著內容。在哪里使用,觀看,或者進行批評意見,或者分享內容,你都需要其他某些人的許可。公有領域化為烏有。對于你接觸到的每樣東西,你接觸得到是因為你得到了其他某些人的許可。

  “我努力想讓你們看到我們的傳統是怎樣支持平衡的——一個財產和公有領域之間,特別是知識產權和知識公有領域之間有益的平衡。我已經嘗試著描述當前的潮流是如何違背這個平衡的;現在忙著去做的事情是把對內容的控制最大化;完美無缺的控制得到永久性的保證;我已經嘗試著提出,軟件——代碼——是和音樂,或者莎士比亞一樣的內容。它也需要生存在開放和封閉的平衡之中。

  “一個開放的社會必須對這個極端進行抵制。它必須抵制一個世界,在那里你需要好萊塢——其他人——的許可,才能使用和發展我們自己的文化。

  “歷史是具有諷刺性的。但是這是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諷刺。那個好象是消滅昨天的封閉社會的最關鍵的理想——財產——那個理想現在正在關閉今天的社會。昨天為了自由的同樣一個工具,正在成為今天控制的工具。不是同樣的控制,但卻是一個對創造和創新的控制。

  “只有開放源碼和自由軟件運動的理想才能抵制這個變化。”

  萊斯格高舉“平衡”大旗,對于自己的主張卻毫不妥協。他與主張更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的人士有許多辯論,他不認為自己的觀點偏激,而恰恰相反,他反駁的基點是:主張公眾權利是基于美國的法治傳統,是那些片面的保護論者背叛了傳統。

  朋友們則喜歡將他比喻為希臘神話中的俄狄浦斯(這個神話中的希臘王殺死了自己的父親)。因為萊斯格在法律的一些關鍵領域和核心問題上不贊同自己的良師益友波斯納和斯加利亞。這一生最大膽的行為就是1985年,他為一位持不同政見的猶太人帶一個心臟起搏器。他將這個東西放在褲子里頭,走私入境。

  萊斯格憑什么

  在美國社會,沒有強大的金錢支持,沒有特殊的出身為背景,而僅僅靠一個人的思想來建立起巨大的影響,實在是一件奇跡,這也是萊斯格依然樂觀的理由。查查他的家底,清清他的背景,許多人都會疑惑:萊斯格憑什么?

  讓萊斯格聲名大振的一件事情,就是當時還在哈佛的他被選為擔任微軟壟斷案的“特選專家,為杰克遜法官擔任顧問”。但是,真正奠定他聲譽的還是因為他有著幾乎完善的學術背景:1983年獲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士學位及沃頓商學院管理學學位,1986年以優異的成績獲英國劍橋大學Trinity學院哲學碩士學位,1989年獲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學位。1989—1996年曾是享有盛譽的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和最高法院法官安東尼·斯加利亞(Antonin Scalia)的書記員(1990—1991年)。之后,又擔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哈佛大學法學院伯克曼法學教授。 [Page]

  1961年6月3日,萊斯格出生于美國北部的南達克達州西南部城市——拉波德城(Rapid City),這是一個工商業中心。但是他從小在美國東部的賓夕法尼亞州威廉斯波特(Williamaport)長大。從小這家伙就不安份。他老爸杰克是共和黨(美國大老黨)的支持者,擁有一家鋼鐵公司。萊斯特追隨父親的政治傾向,很快成為賓州少年共和黨團體的首領,并且成為共和黨競爭活動的領袖之一。他如此熱衷于政治,以至當地人都說:“有其父必有其子。”

  1980年,這個賓州大學的二年級學生,已經開始領導極為關鍵的州議員競選活動,成為共和黨的一顆耀眼的新星。盡管里根大獲全勝,但萊斯格卻敗下陣地。這次失敗終結了他新興的政治生涯,對政治開始意興索然。“這次失敗拯救了我,否則如果我獲勝了,那現在我可能就是拉爾夫·里德(Ralph Reed,喬治·布什的高級顧問)。”如今,萊斯格自認為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美國歷史上少了一位政客,卻多出一位法律思想家,而且剛好在互聯網崛起之時,成為網絡法律最重要的人物。可謂時勢造英雄。

  萊斯格談及一位死于1864年的美國作家時說:“沒人能讓死人干活兒。不管我們怎么努力,給他付多高的薪水,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也不可能再寫出什么作品來了。”萊斯格此言是針對保護版權以激發創作熱情這種建議而發出的諷刺的。他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諷刺贈以一句“偷書是一項高貴的罪行”,他更指出,美國本身歷史上也是個“盜版國家”。

  為什么這樣說?原來近至1790年前,外國作品在美國境內,竟不受版權保障,翻譯甚至抄襲外語作品至英文,是法律容許甚至鼓勵的行為,因為當年的當權者理解壟斷和專利是不利于創作的,對發展中社會而言,廣范流傳知識,比保障產權重要,且更具社會正面價值,故此在個人產權利益和社會發展需要間,作了一個平衡。正如當年美國己身為發展中國家時,利用盜版知識,加強自身文化,吃了歐洲作家的免費餐。

  萊斯格指出,所謂知識產權的“產權”概念,是很有問題的。具有產權(property)的物品,使用權是可暫時轉移的,例如一個人可向他人借一間屋來住,借一輛車來駕駛,但如果把知識當作產權,這概念卻解不通,所以,知識是一種十分古怪的產權!

  從哈佛被撬到了斯坦福

  2000年4月,斯坦福大學法學院院長凱瑟琳·蘇里文(Kathleen Sulivan)完成了一件創舉:將炙手可熱的萊斯格招之摩下。這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當時萊斯格擁有哈佛法學院的教授席位,同時耶魯法學院也以首席教授的誘餌展開攻勢。但是蘇里文熱切地渴望他,不搶到手不罷休。在法律界,蘇里文也是如雷貫耳的人物,在電影協會(MPAA)訴黑客雜志2600年公布DVD破解碼一案中,她是2600的辯護律師。她與萊斯格一樣,對新技術創新充滿激情,她說:“我們想把硅谷中著名的法院——斯坦福法學院建成硅谷一樣杰出的法學院。這所法學院能反映出學生們所能使用的信息技術有何最新成就,并能展示出這些成就,怎樣應用到法律實踐中去。”法學院的每個學生都要有臺手提電腦。校方給學生提供無線磁卡,這張磁卡可以讓他們的手提電腦成為流動圖書館。“在過去的三年里,法學院已和幾個硅谷里的公司合作,把無線技術和法律學習及實踐融為一體。”

  這樣一位院長對于萊斯格的渴求不言而寓,“我承諾,如果他來了,我們將建立一個互聯網法律與社會中心,這個中心建立在硅谷的心臟,這一點是耶魯難以做到的。”而且作為女性,蘇里文當然知道,為了確保勝利,必須開辟第二戰線:他勸說萊斯格的妻子,說硅谷一帶是公共利益法律實踐的最理想之地,這位曾經參與調查科索沃戰爭的律師當然也動心。

  于是,內外夾攻下,萊斯格就欣然卷起鋪蓋,來到了硅谷。“斯坦福吸引我的內容很多,如這里的環境十分優美。更重要的是,這是討論問題的最好的地方。”作為IT創新技術的肇源地,萊斯格的思想在這里才是最理想的發展之地。 [Page]

  “我擔任院長最大的成就就是將萊斯格從哈佛挖到了斯坦福”。蘇里文的得意溢于言表。她和萊斯格自然也成了親密的戰友。法學院有個一年一度的傳統活動,學生可以自己編寫節目取笑和作弄教授。今年這一次,這兩位戰友不幸成了重點目標,兩個人一起上了宣傳單的封面,他們兩人的頭像被安插在一部美國電影男女主角的身子上,是那種赤裸著半身的。并且,被印在體恤衫上,在校園里招搖過市,成為一景。并不善于調侃幽默的萊斯格自然有點不舒服,但是在這個傳統節目上,學生有丑化教授的“權利”。作為法學教授自然懂得尊重別人的“權利”,面對如此曖昧的玩笑,萊斯格只好苦笑以對。

  2000年秋天,萊斯格進駐斯坦福。他的到來,從此改變了這個學院。內部的變化自不待說,萊斯格的聲音和文字從來不會平淡。外部的改變也立竿見影,斯坦福法學院的聲譽如同當年的互聯網股票一樣,馬上看漲。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年度排名中,斯坦福在知識產權領域首次擠進前十名。位居第七,而一年前還只是12位。一下子連跳5級,萊斯格自然是最終的籌碼。

  萊斯格不是一個安于象牙塔內的學者,他了解媒體對思想傳播的重要性。他擔任著名新經濟雜志《工業標準》專欄作家達3年之久,直到這個雜志因新經濟泡沫破滅而停刊。同時他在主流媒體《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發表文章。更重要的是,他云游四方以講臺為陣地,傳播自己的思想。每個月都會有將近10個會議與論壇。這些日程安排都可以在他的網站上看到,從澳大利亞到意大利、從德國到臺灣,人們把他稱之為“公眾知識分子”。當時,39歲的萊斯格已經在學識刊物上發表40多篇論文,其著作《網絡空間的代碼和其它法律》被譽為:“也許是迄今為止互聯網領域最重要的書籍”(Mark Lemley語)。

  哈佛同事Charles Nesson認為,萊斯格的離去是哈佛的重大損失。“萊斯格充分掌握表達的威力,他能將復雜的概念和高深的理論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既不過于簡單,也不過于初級。他也不會拿“行語、術語”來嚇唬人,而是一位善于使用幽默的高手”。的確,萊斯格雖然在哈佛甚至連一門知識產權的課也不教,卻有著無法替代的影響力。

  2001年11月,萊斯格第二本著作問世了,書名為《新知(ideas)的未來:聯網世界中公共知識的命運》。同時,一場新的實踐運動也開始啟動。人們擔心萊斯格能不能安心長久地呆下去。他本人倒是十分輕松,指著他的郵政編碼,說:“我希望我的未來永遠與94305聯在一起。”看來,他已經喜歡上這個地方,并準備深入持久地戰斗下去。

  “硅谷已經死亡”

  “硅谷已經死亡!”當全世界都把硅谷當作神話時,在學術研討會上,萊斯格卻發出了這樣的警世喻言。威脅硅谷生命的不是別人,就是企圖用電話的基礎設施占據互聯網絡的電話公司以及用“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來扼殺技術革新的好萊塢。他認為,美國1996年制定的通信法是一部“從縱向劃分并限制了通訊、廣播、光纜等行業界線的,不符合互聯網時代要求的壞法律”。

  互聯網的信息是以世界通用的IP(Internet Protocol網絡協議)數據包的形式傳送的,因此在此之中建立起一道劃分通信或廣播的樊籬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且數據包的內容被“密封化”后隱匿于物理性網絡之中,因此其內容和基礎設施是徹底分離的。沒有任何專家懷疑今后的信息基礎設施會逐步合并于IP,所以應該放棄原來的“樊籬式行業政策”,開放基礎設施,并將其轉換成服務全面走向自由化的“互聯網型”。

  倘若這一大方向被確定的話,不言而喻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對于互聯網的開放式結構體系來說是極不適宜的。不難看出,非盈利性的互聯網絡孕育出了有史以來最為快速的技術革新,這一事實已經否定了沒有金錢作為刺激就無法進行技術革新的通常觀念。

  看來僅僅用思想、用理論已經無法對抗目前錯誤的趨勢,也無助于挽救硅谷的生命。萊斯格知道,自己必須親身實踐,以實際行動投身這場艱苦的戰爭之中。這就是“Creative Commons”誕生的原因。這是一個互聯網上全新的版權注冊及使用機制。Creative Commons既是這一機制的名稱,同時還是管理這一機制非營利企業名稱。萊斯格出任該企業的董事長。 [Page]

  使用Creative Commons,內容作者自己就可以非常方便地選擇符合自身意愿的、與版權相關的使用條件。而且,還具備可使用其他應用讀取的形式在互聯網上公開這些條件的功能。同時還能方便地使用條件檢索查找內容。這樣一來,互聯網上就會出現比目前更方便使用的作品。Creative Commons的理念是由除斯坦福大學之外,包括美國哈佛大學等在內的法律教授花費2年時間而提出的。

  其具體構想如下:首先,作者訪問Creative Commons的WWW服務器。在該服務器上作者只需選擇所希望的版權種類就可以在Creative Commons數據庫中注冊版權信息。在這里,作者的選擇有兩種:一個是無版權限制,另一個是進行名為“Creative Commons Custom License”的版權設置。如果選擇Creative Commons Custom License,就可以從包括信用卡顯示和只能用于非營利目的的授權許可在內的六個參數中選擇符合作者意愿的許可類型。

  該公司將公開這一數據庫。還將公開用于由其他應用軟件來訪問數據庫并得到版權信息的API(應用程序接口)等。由此就可以和播放作品的應用程序配合使用。比如,有一個音樂作者選擇了只需顯示用戶本身姓名就可以取得拷貝并播放歌曲的權利的授權類型,那么只要這首歌曲出現在與Creative Commons聯合運營的P2P音樂交換系統上,就可以向用戶顯示基于該歌曲作者指定的授權類型的使用條件。

  而且,Creative Commons的使用是完全免費的。據該公司技術師Lisa Rein稱,Creative Commons將與美國Streamcast網絡公司的P2P文件共享系統配合使用。Creative Commons的測試版計劃于2002年6月底亮相,正式版則將于秋天發布。

  是不是反微軟斗士?

  97至98年間,萊斯格在微軟壟斷案中擔任“特邀專家”而名聲大噪。1998年1月5日,微軟提出萊斯格與網景公司職員間的電子郵件,用以證明他對微軟有偏見,以此為由向上訴法院申請排除他擔任專家的命令。1月13日,上訴法院拒絕微軟申請排除他擔任專家的命令。但是,2月3日,上訴法院同意微軟的請求,為萊斯格是否適合擔任本案專家召開聽證會,再會議召開前暫停萊斯格的職務。

  針對微軟的反壟斷案。《華爾街日報》記者作了專門的采訪

  問:您對微軟訴訟案的結果滿意嗎?

  此案尚未結束。我贊同杰克遜(Jackson)法官的觀點。這不是什么高深理論,也不是標新立異,只是簡單實在的講話。我認為是令人信服的。美國司法部的蒂姆.布萊斯納漢(Tim Bresnahan)總是說這就像狗在追逐一輛救火車。追上后會發生什么事?微軟宣稱達成一項補救方案十分困難,我由衷地認同這一點。如何正確處理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問:您會如何處置這輛“救火車”?

  我不知道。應法庭要求,我提交了一份簡要報告,主要是說,如果此案采納1998年地方法院的意見,則微軟勝訴;否則微軟敗訴。我目前只知道,法官認為微軟違反了謝爾曼反壟斷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第一和第二款。我很慶幸在此案的許多方面置身事外。

  問:您在審判期間感到厭煩嗎?

  我作為特邀專家與政府及微軟一同工作了六個星期。這是我法律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時間。我們作為律師參與此案的處理過程。微軟的律師很出色,他們十分正派而又極其精明。外邊的事情當然無法控制,情況很糟,令人不快。但在處理本案的過程中,我這個法律教授感到驕傲:好律師一同工作,什么事都能解決。

  問:外邊的事情?您是指法庭嗎?

  我是說新聞界。他們報導此事的方式。

  擔任特邀專家時,我從外邊收到了大量可惡的訊息。無數電話,電子郵件,還有整夜給我打電話的人,諸如此類。從這一點來看,這次經歷不堪回首。人們太過熱衷此案,這一點正是此案令人驚訝之處。本案引發了人們的一種怒氣,這很難理解。人們深信,因為我使用Macintosh的產品,所以我一定會反對微軟。可這就像駕著外國汽車開過底特律,那里人人都會因為你用外國車氣得發瘋。也許你開外國車只是出于喜愛,沒有別的想法,對你來說并不是代表什么。然而在底特律,這就等于反對本地車。 [Page]

  在本案中發生的事也一樣。有一次我在佐治亞州發表演講,一個學生站起來開始一字一句地向我叫喊,說我很不道德,因為我對微軟有明顯的偏見,還拒絕辭職。人們對本案投入了大量精力,這一點非同尋常。

  問:您感覺自己像個反壟斷斗士嗎?

  我不是自愿參與微軟案,而是被拉進去的。我仍認為此案很棘手,困難重重。我認為法官處理正確,不過這一點并非顯而易見。

  在有些事情上我的確是個斗士。我呼吁重視互聯網結構體系,我大聲疾呼互聯網構架是關鍵。所有關于互聯網開放性的問題在我看來都是關鍵問題。

  屢敗屢戰

  雖然萊斯格只是一名年輕學者,但是從1995年以后,他就是數字時代最活躍的思想家,幾乎參與了所有最重大的論爭:AOL-時代華納合并案、Napster音樂版權大戰、微軟反壟斷案、俄羅斯黑客斯克接雅羅夫事件、DVD破解案……

  在一個燈光昏暗的酒店舞廳里,人們正在靜靜聆聽萊斯格的講演。聽眾都是P2P(peer-to-peer對等聯網)軟件開發者,他們聚集在一起召開P2P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討論Napster案將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萊斯格警告說——Napster存亡的東西也在威脅著每一個P2P軟件開發者的發展自由。

  繼五大唱片商以侵犯版權為由把提供免費音樂下載的MP3.com推上被告席之后,Napster又因為向音樂迷們提供交流MP3文件的服務,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Napster與提供免費音樂下載MP3.com的不同點在于:在Napster服務器沒有一首歌曲,Napster軟件讓音樂迷在自己的硬盤上共享歌曲文件,搜索其他用戶共享的歌曲文件,并可以到其他也使用Napster服務的用戶硬盤上去下載歌曲。Napster在短時間里吸引了3800萬用戶。

  目前,Napster所遭遇的法律問題有很多討論,但是換個角度看,盜版問題往往也正顯示存在大量未能滿足的需求。Napster的驚人成功揭示了P2P改變互聯網的潛力——直通桌面的寬帶網絡逐漸成為現實,個人電腦越來越強大足以勝任“服務器”功能。

  這場熱烈討論集中反映了技術產業領域可能會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文化鴻溝,這場討論還反映出這樣一個現象:軟件開發者同法律維護者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

  “我認為在互聯網上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辦法就是明目張膽地無視法律的存在,”電子前線基金會的發起人之一John Perry Barlow說對P2P會議上的聽眾說,“我希望在座的諸位把自己看作是獨立革命時期的革命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設計軟件,不要去理會法律在說什么。”

  2001年7月16日,在參加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城的會議之后,俄羅斯密碼專家得米特里.斯克拉雅羅夫(Dmitry Sklyarov)被美國權力當局逮捕,他被控違反備受爭議的一九九八年所通過的“數字千年版權法案”(DMCA),內容是斯克拉雅羅夫和他所在的莫斯科ElcomSoft軟件公司的產品侵害了Adobe公司的數據保密方法。

  7月30日,萊斯格發表《數字時代的刑期》一文,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反對DMCA立法的一方的觀點與理由。該文的一些段落如下:“(俄國密碼專家)斯克拉雅羅夫的案子向我們表達了,在美國所進行的這種備受爭議的(DMCA版權立法)試驗,現在實際上是要用來規范整個世界。

  “DMCA是壞的法律和壞的政策,它不僅嚴重地干擾對受版權保護的材料的正當的使用,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它從根本上危害著安全保密。要對安全保密和加密方法進行研究,就必須允許進行密碼破解和對其(研究結果)進行報告與交流。只有當那些(加密技術)的弱點被發現和被描述以后,它們才可以被改正。

  “(由于DMCA立法),使得這種(學術研究)的自由在美國漸漸的消失。例如,在4月份,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加密技術研究專家愛德華.菲爾頓將要發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時候,就收到了錄制行業律師的信件,威脅說,發表他的研究發現,會使他成為DMCA立法的執法對象。法律應當幫助創作者保護他們的版權利益,但絕不應當把權限擴展到超越版權保護,特別是法律不能把對加密方法和對安全保密所進行的核心研究定為刑事犯罪。” [Page]

  為什么他輸了,卻還微笑

  “我們是一座分裂的國家。”在LinuxWorld大會上,萊斯格面對整屋子的開放原始碼程序設計師這么說。萊斯格戲劇性地將斯克拉雅羅夫事件比作南北戰爭。他描繪了一個分裂的國家,一邊是那些主張完全控制版權的人,另一邊則是支持創新共享自由的人。

  從錯誤的一方面來說,萊斯格表示,這就是代表著電影大亨和唱片公司的農園和“主人們”。而反對他們的就是觀眾和聽眾,即開放原始碼的程序設計師和開創網際網絡的前瞻者。“你們為改革及創新建立了一個不同凡響的平臺。”專攻網際網絡法的萊斯格說。“而我的律師們卻在毀滅它。”

  正如他所說的一樣,萊斯格的擔心正在變成一個事實。斯克拉雅羅夫的律師沒能和聯邦檢察官達成免于起訴的協議。萊斯格對此案發表了他的看法。“當“數字千年版權法案”第一次通過時,我們認為這只是個玩笑,”他說。“我們寧愿相信通情達理的人站在另一邊,然而我們錯了。”

  萊斯格指出,斯克拉雅羅夫一案是過分保護版權的范例,他擔心這將阻礙改革,并顛覆了來自科技的使用和利益動機的平衡點。“這些方法都是用來嚇唬你們的,他們不讓你們撰寫出可以擺脫他們的程序。”

  萊斯格警告說,除非那些言論自由主義者立即停止他們的爭論、奔赴戰場,否則就會輸掉這場戰爭。他強烈要求他們能做些什么去回擊敵人。即使這意味著捐獻給缺錢的電子前線基金會,該組織一直支付著斯克拉雅羅夫的辯護費用。

  “我是培養律師的,并以此謀生。如果你們不做些什么,你們就會失去一切。”他告訴在場的程序設計師。

  盡管萊斯格的發言熱情洋溢,但他對戰勝律師團并不表示樂觀。“開放原始碼的團體對于聽從你的號召大概有多少機率呢?”會后某記者問到。

  “零。”萊斯格回答。“我喜歡你們(程序設計師),但我力不從心。”

  但是,盡管屢屢失敗,萊斯格還是微笑著。他對自己的信念從來沒有動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天平總有一天會向他傾斜,因為他相信,自己的思想代表了未來的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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