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國科技法律制度的戰略思考
2008-09-17 03:36:13   來源:《科技與法律》 (羅玉奇 )   評論:0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將實行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作為重要內容列到我們黨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之中。依法保障和促進科技進步,充分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作用,是近十幾年來,我國立法機關的重大舉措。下面我就科技法律制度,講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科技法的概念

    科技法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新成員,調整著特定的社會關系,對形成良好的法律秩序,推進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進步,具有重要作用。科技法具有如下主要特點:

    (一)科技法有特定的調整范圍
    任何部門法都是調整一定社會活動領域內的社會關系的,科技法也不例外,它所調整的是科技活動領域內的社會關系。簡單來說,所謂科技法,是指調整科技活動領域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這也就是說,除了專門的科技立法以外,其他立法中有關調整科技領域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也屬于科技法的范疇。比如,現在大家關注的技術入股、技術股權、期權問題,可能在公司法、證券法及相關法律中去解決,但是這些法律規范仍然屬于科技法的范疇。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法不僅擔負著調整科技領域內社會關系的任務,而且通過調整這些社會關系,協調著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環境、人與科技發展的關系。眾所周知,現代科技發展帶來了自然環境與生態環境的改變和人們對科技發展的適應性問題。例如,現代科技的應用帶來溫室效應、城市的熱島效應問題;轉基因動植物的廣泛種養帶來物種的變異和基因漂移問題;高效自動化裝置使勞動者的神經更為緊張,推進人類生活更為刻板和節奏快速;以幾何級數不斷增長的信息和不斷更新的知識,使人的落伍感增強,等等。通過調整社會關系,進而協調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協調人與科技發展的關系,增進人類的幸福與快樂,正是科技法的特殊功用。

    (二)在調整社會關系的方式上也有獨特之處,即除制裁違法行為外,突出地用激勵手段鼓勵人們投身于科技活動
    傳統的部門法,特別是刑法,多以制裁方式調整社會關系,而科技法則更多采取肯定、鼓勵、獎勵合法行為的方式來調整科技活動領域的社會關系。當然,其他法律也有激勵功能,但科技法的激勵功能特別突出。這主要是因為科技法的宗旨在于促進科技進步和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為達到此目的,它必須調整各種有利于科技進步的積極因素,通過立法的形式強化人們的積極行為,鼓勵人們投身于科技進步事業。尤其是科學研究應是自由度最大的領域,法律應當更多地保持科研自由而不是濫加限制。正是因為如此,科技法律規范大多具有肯定式的法律后果也就是不足為怪了。

    (三)科技法集中反映了科技發展的客觀規律,具有專門性強、知識性強的特點
    在任何社會、任何國家中,科技發展的規劃、戰略部署、重點以及相應的方針、政策,無疑受到社會制度、國家發展的總體規劃、資源狀況、經濟實力、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現實社會需求、社會道德等多種因素制約,科技法作為連接科技與社會、科技與經濟的橋梁,對此不能不做出反應。科技法對科技發展基本原則的規定、對科技方針、政策、體制的確認,都是對此所作的回應。這也就是說,科技法作為國家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是不能不反映國家意志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科技法更應充分反映科技本身的規律。科技法的許多內容,如關于核裝置安全保障的規定、國家信息安全的規定、關于涉及人類生命工程的規定、對重組DNA的控制性規定、關于技術規范的法制化等,實際上都是人們對科技發展規律現有認識的反映。

    也正是因為如此,許多科技立法的內容涉及到科技領域的專門知識。科技法的這種專門性、知識性特點也決定了相應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工作的特點。以立法工作來說,它要求立法工作者不僅應當具有法律知識,而且應具有相應的科技知識。由于同時兼具法律知識和專門科技知識的全才目前極少,因此,科技立法需要法學家、科技專家和其他學者的通力合作。同時,對于關乎國計民生和科技發展的重要技術規范,也可以采用國家認可的方式賦予其法律權威性,即將遵守有關技術規范確認為人們的法律義務。[Page]

    科技法的概念,是在20世紀80年代由中國人提出來的。但我們的發展極為緩慢。近幾年來,美國先后設立各類科技法研究中心百余個,出版專門性雜志七十余種,專著近千種。比如,哈佛、耶魯、伯克利、華盛頓等大學都先后成立了科技法研究中心。不過它們研究的側重點不同,有的專門研究網絡技術法,有的研究生物技術法……這同克林頓政府重視科技以及它與以往76屆政府不同的科技政策是密切有關的。人類基因組研究計劃還將總經費的5%作為法律、倫理和社會問題的研究經費。我國臺灣近幾年來也先后成立了七個科技法研究中心,有的大學還專門招收科技法研究生,科技企業專門招聘科技法律主管。加拿大、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在加強科技法的研究和立法。科技立法、科技法研究與專門人才培養已成為全球性的熱潮。

    應當說,科技法的出現不是偶然性的,是有其深刻的經濟、社會原因和時代背景的。

    江澤民主席曾經說過,我們觀察問題,一是要作歷史審視,二是要有寬闊的國際視野,三是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從這一角度來分析科技法迅猛發展的原因,不外乎有下列各端:

    首先,科技法是國家用法律形式保障和促進科技進步的需要。

    早在1988年,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1995年,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1999年提出了要建立國家創新體系,“十五規劃”中提出要把科技進步作為動力機制,要以信息化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黨的十六大將之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舉措。江澤民主席曾強調指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知識經濟已露端倪,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人類正在經歷的全球性的科學技術革命,引發著經濟、社會的相應變革。江澤民主席還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

    事實確實如此。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80%以上來自科技進步。在我國經濟增長也有40%以上來自科技的貢獻(當然,我國經濟增長大部分還靠資金、勞力和資源投入取得的,還未完全建立于內涵發展的模式,大致處于外延性發展。但科技貢獻率越來越大)。在當代,科技進步已經是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科技創新已成為新經濟發展的基礎,是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是國家安全的核心要素。科技進步引起了人們的思維方式、生產方式、工作方式、貿易方式、交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深刻變化。如果說,二戰以前,各國科技立法還是零散而不系統的話,那么,二戰以后,隨著大科技時代的到來,人們在原子彈、氫彈、導彈的爆炸聲的震撼中,在科技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中,認識到以法律保障和促進科技進步的重要性。在西方,從二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國家已經自覺地以立法保障和促進科技進步。在當代,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這一做法更趨自覺。拿美國來說,自104屆國會以來,光是基因方面的法律提案就已經達到100多個。在我國,科技法立法的高潮也已與經濟立法高潮接踵而來。

    其次,科技法的必然出現也與科技本身具有雙刃劍性質有關。

    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合理應用正在不斷的造福于人類;另一方面,對科技成果的誤用、非道德使用、甚至是反人類使用,又將引起不可逆轉的災難性后果。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從事犯罪、恐怖活動,已經是十分現實的問題了。在當代,信息安全、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環境安全等等都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信息污染、基因污染、電磁波污染越來越成為當代的嚴重問題。因此,利用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法律手段對科技成果的應用實行強有力的監控,嚴密防治高智能的犯罪和恐怖活動,呼喚科技與人文精神的結合,就是十分必要的了。[Page]

    再次,科技活動引起的一系列社會關系也需要法律加以調整。

    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一方面科技活動的規模較小,另一方面,一切工作都是在計劃體制下面進行,因此,科技立法屈指可數。20世紀80年代以后,遵照鄧小平同志關于經濟體制、科技體制配套改革的指示,黨中央做出了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隨著科技活動規模的日益增大,僅僅依靠行政手段進行調整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發展需求了,科技立法不斷增多已經是必然的。一是新的科技體制需要以法律形式加以確認,二是以市場為引’導的科技活動需要有法律的指引,以形成良好的秩序,三是科技成果權即知識產權需要法律加以保障,四是科技糾紛需要有法律去加以解決,五是科技活動引起的新的社會關系需要有法律去調整。譬如,科技體制改革以后,許多科研機構斷了“皇糧”,研究院所的法律地位如何,它有什么特殊的權利和義務,它的管理體制如何確定,它的活動應遵循什么原則等等,都是需要法律加以確定的。

    最后,我國參與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也需要法律加以保障。

    在這里,有幾個現象是十分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是在當今科技、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發展時代,發達國家的外貿政策是與它的科技政策和知識產權戰略相互配合的;二是國際貿易中,關稅的壁壘降下去了,但是技術壁壘卻越壘越高,美國就試圖以其科技發達地位成為國際格局中的所謂“頭腦國家”,而想置其他國家于“軀干”位置,聽其擺布;三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總是試圖將國內法適用于國際競爭的場合。在和平時代,國際斗爭越來越體現在法律層面上。WTO談判也好,中美知識產權談判也好,法律已經成為重要的武器。目前,全國人大已經批準了我國政府與近百個國家政府簽訂的科技交流與合作協定,批準了包括WTO規則和知識產權公約在內的國際條約,但在國際技術貿易、高技術進出口、境外單位和個人來華設立研究所等方面,還應當加強相應立法。

    總之,科技法的出現已經是時代的必然。那么,科技法主要包括哪些法律、法規,我國科技立法的現狀如何?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

二、我國的科技法律制度建設

    20世紀80年代,我國科技立法全面啟動。在鄧小平同志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當代馬克思主義論斷以后,尤其是黨的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治國方略以及“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兩大戰略以后,我國科技立法工作得以全面推進。迄今為止,除了在憲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傳統法域的立法中確立大量的科技法律規范以外,還進行了科技領域內的專門立法。這些專門性的現行有效的法律文件,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自治法規、軍事法規等,已有一千余件,其主要立法和主要法律制度大體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科學技術進步法》
    《科學技術進步法》是我國科技領域的基本法性質的法律。這部立法確定了我國科技立法總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構筑了我國科技法律制度體系的框架。這個框架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組成部分:

    第一,推動我國科技事業全面發展的制度。包括(1)推動科技工作直接為經濟建設服務,促進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和推廣應用制度,如技術貿易制度、成果轉化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2)加速高技術及其產業發展的制度,如高科技發展計劃制度、稅收優惠制度、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制度等;(3)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方面的制度,如科學基金制度、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制度等。

    第二,依靠科技進步,解決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促進持續發展的制度。如關于促進人口科學發展的制度、減災防災制度、以科技促進醫藥衛生水平和社會公共設施水平提高的制度、推動科技手段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制度等。[Page]

    第三,促進科技發展的保障制度。如關于科技投入的保障制度、科技獎勵制度等。

    第四,動員全社會力量投入科技進步事業的制度。包括政府部門、研究開發機構、科技人員、金融部門、基金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企業和農村等各方面的職權和職責、權利和義務的法律制度。

    第五,加強科技工作管理的制度,如科技行政管理體系的制度、有關國防科技、科技信息、生物種質資源出入境、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等方面的制度。

    (二)技術合同制度

    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經濟合同法》曾把“科技合作合同”作為經濟合同列入法律(見第26條)。1985年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技術轉讓的暫行規定》。1987年6月23日,《技術合同法》出臺。它對于推動我國技術商品化和技術貿易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王家福委員曾稱譽這一立法為“體現人民意志、反映科技發展規律、充滿時代精神、開科技立法先河的嶄新法律。”1999年3月15日頒布的《合同法》將技術合同制度列為專章(第18章)。同年10月1日,《合同法》實施后,《技術合同法》同時廢止,但此前根據《技術合同法》制定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以及規章中有關行政管理的內容,不影響其效力(見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合同法草案修改報告》)。

    技術合同制度并人《合同法》以后,法律地位上升為基本法律層面,適用范圍也由原來只適用于我國法人、公民之間的合同擴展到適用于涉外合同,其規定也更為詳盡并與其他合同制度相協調,實現了與國際商事規則的接軌。

    我國技術合同制度發揮了良好的歷史性作用。我國技術年交易額由1981年幾億元上升到目前的幾百億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執法檢查中,技術合同制度是實施情況最好的制度之一。

    (三)科技成果權保護和科技獎勵制度

    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陸續頒布的《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反不正當競爭條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民法通則》和新《刑法》等法律、法規中,對科技成果權(知識產權)依法進行了保護。同時,我國加入了一系列國際知識產權公約。正如李鵬委員長指出的:“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通常要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成績是可喜的。”到目前為止,我國科技成果權保護已基本有法可依。對此,各位委員早已耳熟能詳,不再贅述。

    我國的《憲法》、《科學技術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專利法》、國務院及其部委的數十個獎勵條例,構建了我國的科技獎勵制度。根據規定,目前我國的科技獎勵分為三類:一是國家榮譽稱號獎。根據《憲法》第67條和第80條以及《科學技術進步法》第53條的規定,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并由國家主席授予“為科學事業做出杰出貢獻的公民”。二是政府科技獎。可分為國家級、省部級和其他地方政府設立的獎勵。根據《科學技術進步法》第54條以及國務院及其部委的有關法規和規章,政府科學獎可分為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學技術進步獎、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以及合理化建議和技術改進獎、優質產品獎、優質工程獎、星火獎等獎項。三是法定科技成果提成獎,即根據《科學技術進步法》、《專利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等法律及有關法規的規定,從實施科技成果新增獲利或者轉讓科技成果凈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獎勵完成技術成果的個人。例如,根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規定,職務科技成果完成人,可以從技術轉讓凈收入總額中提取不低于20%的獎勵費;科技成果轉化成功投產后,可以連續3—5年從實施該成果新增獲利中提取不低于5%的獎勵費。上述獎勵也可以折算為企業股份或者出資比例。此外,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所確定的評獎授獎制度和獎勵基金制度,也是我國科技成果獎勵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Page]

    (四)環境、生態保護和自然資源保護制度

    從某種角度來說,今天的環境、生態和資源問題,是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但又未充分發展的產物。一項新技術的應用,在為人類造福的同時,有可能引起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和生態失衡。但解決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最終還得依靠更新的技術的應用和整體科技的進步。從法律角度出發,建構對技術應用的全面評估制度,依法強制淘汰落后技術,建構有利于環境、生態和資源保護以及社會公益性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是我國環境與資源法的重要使命。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及一系列污染防治法,有關森林、草原、礦產、土地、海洋等自然資源保護的立法均已出臺。這些立法,對于執行《二十一世紀議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依法保護環境、生態和資源,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完善我國科技法律制度的幾點思考

    江澤民主席在1997年12月23日在《大力加強科技法制建設》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始終把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加速全社會的科技進步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地位。這就需要大力加強科技法制建設,為實現科教興國戰略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他強調:“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充分認識科技法制建設的重要意義,切實加強對這方面工作的組織和領導。”(見《人民日報》1997年12月24日第1版)江澤民主席這一講話對科技法制建設來說,具有綱領性的指導意義。

    近20年來,我國的科技立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存在法律空白、有些立法過于原則而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規效力層次過低而影響其功效,由于許多法規和規章是在改革過程中由不同部門陸續頒行的,因而存在相互矛盾與重復過多的問題等。因此,我國科技法律制度建設還應繼續加強和完善。

    (一)加強《科學技術進步法》的配套立法,盡快填補法律空白

    《科學技術進步法》全面系統的構筑了我國科技法律制度體系,但是大多還是綱領性的、政策性的宣示,還需要由具有可操作性的規范加以銜接,需要有相應的配套立法予以完善。

    《科學技術進步法》的配套立法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各種立法中貫徹科技進步的要求。二是加強專門性的科技立法,即將前面所述《科技進步法》已提出的,但還是綱領性的制度加以細化,作出規定。

    目前,傳統部門法普遍受到科技發展帶來的挑戰。例如,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使許多貿易、管理和其他人際交往“無聲化”、“無紙化”、“程序化”、“遠距離化”和“國際化”,使生產的零庫存和物流的快捷成為現實。由此帶來生產方式、貿易方式、人際交往方式的巨大變化。再如,新科技所推動的知識的迅速發展,使得知識的價值不斷提升,知識的財富性質日益顯現。由此帶來權利概念的擴張,技術股權或期權概念的誕生,如此等等。新科技帶來的變化幾乎涉及經濟、社會、文化與人類生產的各個領域。所有的這些變化都要求傳統的法律做出回應,適應科技進步的要求。所以,我們不僅需要專門性的科技立法,而且其他相關立法都應當考慮到科技進步方面需要的制度與規范,使整個法律體系成為和諧一致的,既各有其功能、又相互配合的有機整體,以共同營造科技進步的法律環境。

    (二)加強科學技術創新方面的立法工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保障和指引

    1999年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創新大會,提出要建立國家創新體系。這是我國推進科技與經濟的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的戰略性選擇,是實現技術跨越的必由之路。國家創新體系,不僅包括科技創新、知識創新在內,也包括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在內。法律對于保障和指引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們應當加強這方面的立法工作。我以為,目前來說,條件已經成熟,實際又迫切需要的立法,應當包括如下幾項:[Page]

    1.盡快制定科技投入法,保障科技進步的基礎條件。科技進步是需要不斷投入的。目前,我國科技投入方面的問題主要是:(1)總量不足,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需求不相適應,而且投入體系不盡合理,對投入的使用監管沒有納入規范。我國的科技投入與GDP的比例,近年來剛剛達到1%左右,與發達國家3%左右的比例、與韓國5%左右的比例相差甚遠,在絕對量上更只有美國的幾十分之一。(2)在投入體系上,主要是由國家財政投入,尤其是靠中央財政的投入。(3)國家財政的投入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的模式,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態勢。(4)企業作為科技創新的主體,大多數還缺乏科技投入的熱情和動力。(5)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的高技術企業,還不能獲得國家科技投入的資助,這些民營的中小型高技術企業,往往由于資金缺乏,導致高技術繼續研發與產業化處于困難之中。(6)社會上的資金也由于缺乏相應的法律上的激勵措施而極少投入到科技事業中。(7)風險投資、證券二板市場遲遲未能啟動。(8)國家科技投入所產生的成果的知識產權問題仍然處于法律的灰色地帶。對國家科技投入的成效也缺乏嚴格的評估。所有這些都說明盡快制定科技投入法是必要的。

    法國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先例。它在20世紀80年代制定的《關于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法》中,明確規定:到1985年,科技投入應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2.5%。這一規定實現后,又進一步以新的立法規定,到1995年,這一比例要達到3%。其中企業的投入到1988年應達到1.2%。這種硬性規定,保證了法國近20年來科技投入的穩步增長和科技事業的穩步發展。

    借鑒國際經驗,根據我國實際,制定出具體的、切實可行的、易于檢查和監督的科技投入法,應當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2.盡快制定科研院(所)法。我國的國立科研院(所)目前正在轉制之中,改革還在深入進行。一批技術研發型的科研院(所),已經在市場機制中運作。但是,從事基礎科學研究和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發(如從事防災減災、醫藥衛生、環境與生態保護、人口控制等技術研發)的科研院(所)以及國立的重點實驗室、試驗基地,還需要國家的扶持。目前,我國的研究院(所)的法律地位還不甚明確,其體制、內部管理機制、人員激勵機制、分配機制、經費渠道與績效評估等,都是多元化的。由于缺乏法律依據,難免各行其是。

    科研院(所)是科技創新、知識創新的重要主體,是科技人員形成團隊從事新科技、新知識創造的依托,其主體地位不明、管理體制不清,不利于調動其積極性,容易產生資源分散化、項目小型化、科技儲備萎縮等不利后果。

    為此,我們應當盡快出臺科研院(所)法,明確其法律地位,對各類科研院(所)的分類、管理制度和政策法制化、制度化,對科技倫理道德的基本守則予以明確規定,上升為法律規范。

    3.加強技術市場方面的立法工作,對技術市場進行規范管理。技術作為一種特殊商品進入市場,在我國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了。其間,各地出臺了不少地方性的技術市場管理條例,但都不完善。近幾年涌現的各類中介服務組織,如技術評估機構、技術經紀人、生產力中心、技術孵化中心、技術展銷會等,還缺乏法律加以規范,技術貿易糾紛呈逐年上升趨勢,且往往難以解決。技術市場規范化管理的欠缺,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技術轉移、技術轉化和技術推廣的順利進行,妨礙了科技創新上游和下游的有效鏈接。因此,建構全國性的統一的、較為全面和完善的技術市場管理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已有了相當的經驗積累,是完全可能的。

    (三)加強高技術領域的立法,為高技術的發展提供法律平臺和對高技術的應用進行有效監控[Page]

    隨著高技術的應用所引發的法律問題增多,各國立法機關越來越關注高技術領域的立法問題。尤其是關于國家信息安全、轉基因食品安全、人類基因保護、克隆技術和核技術應用的安全、生物制品安全等方面的立法日益增多。我認為,我們的立法機關也應當加強高技術領域的立法,為我國高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提供法律支撐和有效監控。

    拿生命技術領域來說,目前最為引人矚目、公眾議論最多、引發爭議最大的莫過于“克隆”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輿論的焦點都是被大眾傳播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克隆人”。但是從法律角度來看,至少在目前“克隆人”并不是一個特別復雜和迫切的法律問題。首先,目前的生物技術手段能否達到“克隆”一個人的水平仍然是有疑問的。其次,由于“克隆人”強烈抵觸了人類的傳統倫理道德,導致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都反對克隆人。但是目前法律能做到的也只是以法律條文禁止“克隆”人,并對“克隆”人的行為規定罰則,如英國將“克隆”人的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行為。但是法律無法阻止個別科學家利用自己的私人設備偷偷地進行克隆人試驗。如果“克隆人”真的誕生,那將導致一系列非常復雜的法律問題。如在家庭關系中誰是克隆人的父母(如果一個男子想要孩子,使克隆了自己。盡管他想做克隆出來的孩子的父親,但是從生物學角度看,這個孩子只是這名男子的兄弟,因為他們的基因是一模一樣的,孩子生物學上的父母應當是這名男子的父母)?是否允許一對同性戀者克隆自己作為自己的孩子?如何防止克隆人受到歧視?等等。但這一切只有等到有真正的克隆人誕生后才能提到立法議程上來。

    法律真正需要關注的,是“治療性克隆”技術,也就是克隆胚胎,提取胚胎干細胞的技術。顧名思義,“治療性克隆”的目的不同于旨在培養一個存活個體的“生殖性克隆”,而是為了培養出一個在基因上與病人完全一致的器官,將其移植到這個病人身上,避免發生一般異體器官移植經常產生的排異反應,而治療好病人的疾病。這種“治療性克隆”技術的醫學應用前景是極為廣闊的,它一旦發展成熟,就會帶來人類疾病治療手段的革命性變化。任何人的任何器官發生問題后,醫生都可以提取他的一個細胞,利用體細胞克隆技術克隆出一個胚胎,再從胚胎中提取干細胞,將干細胞培養成病人所需要的任何器官,然后將這個器官移植回病人身體,就可以創造從修復一般器官缺陷直到挽救人的生命的醫療奇跡。

    “治療性克隆”技術為人類健康所帶來的福音是難以估量的。然而,西方國家卻普遍遇到了巨大的倫理障礙。在西方宗教傳統中,一個胚胎被認為是一個“人”。而為治療的目的,而不是為了培育生命目的人為的創造出一個胚胎,本身就被認為是在“藐視上帝”(play God)。而提取干細胞后,胚胎就會被人為地拋棄和毀壞,這在西方宗教文化中更被認為是在殘害生命,是難以令人容忍的。因此“治療性克隆”技術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來自宗教、倫理觀念的強大反對壓力。在最先發展“治療性克隆”技術的美國,克林頓政府一直禁止用聯邦資金來支持可能導致胚胎被毀壞的科學試驗,這無異于宣布了“治療性克隆”研究的死刑,因為這項技術所涉及的巨額資金主要來自于國家支持。盡管美國科學家一直在呼吁“解禁”,甚至有數十名諾貝爾獎獲得者聯名上書的行動,但是克林頓政府對“治療性克隆”研究的禁令始終沒有解除。布什上臺后,也僅僅允許使用現存的、已經被提取出來的干細胞進行研究,依然禁止為研究目的克隆出新的胚胎。德國更是全面禁止克隆胚胎。其他西方國家在這方面不如德國和美國這樣保守:如英國去年1月通過議案允許為研究的目的而克隆胚胎。但一方面這種研究受到了英國國內宗教勢力的強烈反對,為此要獲得政府的研究許可實際上也是非常困難的,另一方面這種較為開放的態度也沒有得到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支持。[Page]

    在西方國家彌漫的這場科學倫理之爭顯然影響到了中國。據2001年11月27日的《北京晨報》報導,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生物技術公司宣布成功克隆出了人類胚胎后,我國有“專家”向政府呼吁,要求禁止克隆人類胚胎。實際上,我國的干細胞研究居于世界前列,長沙湘雅醫學院就宣布他們在過去的兩年內,為了醫學研究的目的,已經克隆了幾十個人類胚胎,時間遠遠早于美國的馬薩諸塞州生物技術公司。但是,由于我國沒有任何相關立法,甚至沒有頒布倫理守則,加之有的媒體對“治療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不加區分的宣傳,我們的科學家在是否繼續進行胚胎干細胞研究方面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這不利于我國在這項生物技術的關鍵性領域取得進步和突破。

    在我國古代的倫理觀念中,并不存在像西方那樣將胚胎視為人本身的傳統。人工流產在西方國家被視為洪水猛獸,甚至長期被定為刑事犯罪,而在我國卻沒有遇到來自道德倫理上的反對。特別是在“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推行20余年后,無論是政府官員、科學家還是一般老百姓都不會認為人工流產本身,也就是說人為地讓一個胚胎停止發育并毀壞是“不道德”的。因此,克隆出一個人的胚胎,用作科學研究,并在這個胚胎發育到一定階段之前讓其停止生長,在我國不會遇到觀念上的障礙。而且克隆胚胎提取干細胞是為了培育出人的器官,用于治病救人。因此,不考慮我國的歷史傳統和倫理觀念,而將西方反對克隆胚胎的觀念生硬搬到中國,是會影響我國生物技術的發展的。

    我們還應當看到,鑒于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所具有的難以估量的醫學價值和商業潛力,即使是在反對克隆胚胎的觀念占主流的國家,政府也在千方百計地為科學家留下一點研究的空間。英國政府之所以不顧來自本國和歐盟國家的強烈反對甚至是措詞嚴厲的譴責,而通過允許克隆胚胎的立法,就是希望繼續保持其在生物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希望在繼最先培育“試管嬰兒”、第一個創造“克隆羊”之后,成為首個成功利用胚胎干細胞技術克隆出完整人體器官的國家。美國政府也只是禁止使用“聯邦”資金資助克隆胚胎,而不禁止私人機構投資于這項研究。最有諷刺意味的是,連生怕和納粹德國人做試驗的丑聞沾上關系,因此在反對克隆胚胎上最為賣力、叫得最響,指責英國最為義正辭嚴的德國,也批準“進口”人類胚胎干細胞以供德國科學家進行研究,這等于是將這道倫理難題甩給了其他國家,而自己坐享其成。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些美國科學家因為美國政府維持對克隆胚胎的禁令,而轉到英國從事胚胎干細胞的研究。澳大利亞、日本、甚至新加坡等國對此十分眼紅,準備制定允許進行克隆胚胎的政策或法律,吸引世界上優秀科學家來本國進行研究,以使自己成為這項先進技術的國際中心。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因為“倫理問題沒有解決”而在胚胎干細胞研究上徘徊不前,等于在白白浪費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的得天獨厚的歷史資源,還可能導致我國的人才外流,從而喪失這一在生物技術領域迅速發展、趕超西方國家的歷史機遇,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因此,我認為,我國應當盡快制定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倫理準則,允許為研究和治療目的克隆胚胎,并在14天內進行提取干細胞的試驗(精卵結合形成胚胎后,生長至14天開始出現生命系統的最初組織,如胚胎葉等。因此胚胎在發育到14天后開始被認為具有人的生命特征:14天的期限舉世公認。西方國家反對胚胎干細胞研究不是反對“14天”標準,而是反對用克隆技術復制胚胎本身)。如果能進而將這一倫理準則法制化,則不僅能夠消除我國科學家的顧慮,使他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科學研究中,而且還可能吸引一批優秀的外國科學家來華進行研究,帶動我國生物科技的發展。當然,在相關的法律中,對“尊重人的尊嚴”、“知情同意”、“不得買賣人體器官”等倫理準則都應當進行必要的規定,以保護我國人民的合法權利。可以說,這項法律出臺的速度及其質量,將是影響我國生物技術及其產業化進程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這也是21世紀——“生物世紀”對我國法學界的一個挑戰。[Page]

    生命科學對傳統社會倫理、觀念和現存法律制度的挑戰是全方位的。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還有許許多多,限于時間關系,無法在此一一進行介紹。但是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時不我待!面對錯綜復雜的“義利”之爭,選擇何種基調與立場——開明還是保守、疏導還是限制、前行還是停滯?我們正在經歷和參與這次重大的戰略定向與抉擇。

    我們應當考慮到:生命科學發展中帶來的許多問題,歸根到底要依靠科技本身的新一輪發展來解決,往往科學再前行一步,有些復雜的倫理問題就得以繞開或迎刃而解;生命科學是我國科技事業中能夠尋求到的為數很少的可供進行原創性根本性全局性創新的支柱領域,依托我國豐富的基因資源,它若在21世紀得以穩健發展,將為我國帶來一次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機遇;生命科學的進展透射著人類戰勝饑餓、貧困、能源危機的曙光,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理應肩負起解決廣大貧窮國家食品危機等問題的國際道義,肩負著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打破生命科學及其產業化領域中由發達國家高度壟斷而造成的極不公平的利益格局的國際責任;自身獨特的傳統世俗文化是我國在“生物技術世紀”能夠比西方國家更從容的推動科技進步和其成果的應用,具備寬容裕如的社會心理環境;重大的生命科學研究項目規劃和實施,在我國多數為政府主導的行為,對其施加以法律與政策調控既顯得必要,又較便利。鑒于以上多重背景和因素,如果能在充分發揮我國傳統世俗文化等方面優勢的基礎上,趨利避害,盡快進行生命科學領域的立法,一方面排除干擾,為科學家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一方面將公認的倫理準則確定下來,保證科學研究能夠尊重人的尊嚴和道德規范,我國就有希望快速、健康、高效的推動生命科學的進步。在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國家研究實力的同時,也為世界的科學進步和全人類的福利做出貢獻。

    同樣,在信息技術領域、航空航天領域、海洋技術領域、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領域等高技術領域,也應加強相應的立法工作,尤其應開展超前性的預案研究,以便與時俱進地搞好立法工作,保障和推進我國高技術及其產業順利發展,促使我國能在世界高技術平臺上占有一席之地。

    (四)加強對科技法實施的監督

    全國人大對“一府兩院”(政府、法院、檢察院)的監督和對法律實施的專項檢查,對于推動“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方略的實施起到巨大的作用,全國人民有目共睹。由于科技法本身的特殊性,不僅要求立法者需具有科技與法律的復合知識,而且要求執法、司法者兼具科技與法律的專門知識。但目前來說,既有法律專門知識、又具有科技方面的專門知識、懂外語和技術貿易實務的全才極少,因此,在科技法實施中發生偏差的個案不少。在大多數情況下,偏差的發生并不是因為執法者、司法者的偏私,而是因為其知識缺陷造成的。在科技糾紛中,原告與被告往往是科技的行家里手,而執法者、司法者往往不懂相關科技知識,有時又面對截然相反的技術鑒定結論,因此,糾紛不能快速解決,還由于對事實認定的偏差而引起處理結果的偏差。這對于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無疑是不利因素之一。因此,一方面,應當加強對復合型人才的專門培養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對科技法的普及宣傳教育工作和對科技法實施的監督工作。擁有大批各方面專家的全國人大,無疑在對科技法實施監督方面擁有極大的權威性和優越性。

    (1)這一千余件法律、法規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一般法。從一般法與特別法這一法律分類的角度來看,一般性的科技立法是指涉及面較寬廣的基干性立法。目前,主要指《科學技術進步法》(1993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以及有關企業科技進步、農村科技進步、國防科技進步、區域性科技進步的法律、法規和政府規章。[Page]

    2.研究開發法。科技研究開發法是針對研究開發活動或事項所制定規范性法律文件的總稱。目前,除了《標準化法》(198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1989年4月1日起施行)、《計量法》(1985年9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及其相應的法規和規章以外,還包括大量的科技體制改革、研究院所和國家重點實驗室管理、各行業科技工作管理、科技組織和科技人員管理、科技發展規劃與計劃、技術創新和技術改革等方面的法規和規章。

    3.科技成果法。科技成果法是指有關科技成果的管理、保護、轉化、推廣方面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總稱。
    有關科技成果管理方面的立法,主要有《檔案法》(1987年9月5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同日發布實施)及有關科技情報、檔案、出版物管理的法規和規章、《保守國家機密法》(1988年9月5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1989年5月1日起施行)及有關科技保密的各項法規和規章,此外,有關科技成果的評估、鑒定、登記、發布等方面的規范性文件也有不少。

    有關科技成果保護方面的立法,主要包括專利保護、版權保護、技術秘密(Know—how)保護、計算機軟件保護、反不正當競爭、反壟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

    有關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推廣方面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目前主要有《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1996年5月1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農業技術推廣法》(1993年7月2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同日發布實施)以及相關的法規和規章。

    4.技術市場管理與技術貿易法。有關技術市場和管理方面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目前主要是地方性的技術市場管理條例和技術貿易經紀人條例或中介機構條例。

    1987年6月23日由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并于同年11月起施行的《技術合同法》,對于推動技術貿易的正常發展曾起到過十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目前,技術合同法律制度的規定已并入1999年3月15日由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合同法》之中。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就有關技術合同案件審理問題作了詳細的司法解釋,其內容與原來的《(技術合同法)實施細則》的規定大體相同。

    5.條件保障和環境保護法。這是指為科技進步活動提供條件保障并對環境進行保護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總稱。
    科技進步是需要一定條件的,國家有責任為此提供法律保障。目前,這方面的規范性文件主要有關于科技投入(包括科技基金、科技風險投資、科技財政撥款及其管理、科技稅收優惠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科技人員的特殊權益保障(包括技術職稱、職務聘任、技術承包、人才流動、繼續教育等)、科技活動所需特殊物質保障(包括特種物資供應保障、重點實驗室、核心技術試驗基地、大型儀器設備購置等)、國民科技素養提高(包括科學技術普及活動、技術培訓)等方面的法規和規章。2002年6月29日由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8次會議通過并于同日公布施行的《科學技術普及法》是這方面的重要立法。

    有關環境生態和自然資源保護方面的立法也已經比較完善。

    6.科學技術獎勵法。科技獎勵對于推動我國科技進步事業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目前,有關這方面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除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授予國家榮譽稱號的決議以外,還有國務院及其部委制定的60多個行政法規和規章。

    7.高技術和高技術產業法。目前,有關高技術及其產業發展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主要集中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尤其是核能技術)、海洋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領域及其電信業、廣播影視業、醫療制藥業等領域內的行政法規和規章。[Page]

    8.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法。除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我國政府與近百個國家的政府簽訂的科技交流與合作協定以及我國加入或簽訂的國際條約以外,目前,有關這方面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是國務院及其部委制定的關于技術進出口、科技人員出入境以及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外國人在中國設立科研機構以及我國在境外設立分支科研機構、動植物物種資源出入境、對外技術合作與援助、跨國境的科學考察和研究等方面的行政法規和規章。

    上述八個方面的一千余項規范性法律文件,對于推動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推進科技事業的發展和科技進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釋=*本文是作者于2002年12月28日為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主講第三十次法制講座時的講稿,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華中科學技術大學法學院院長,郵編:100871
更新:2008年3月20日  點擊次

相關熱詞搜索:科技法律

上一篇:上海07年度版權侵權“十大典型案例”出爐
下一篇:張以標:互聯網信息作為現有技術的界定

分享到: 收藏
頻道總排行
頻道本月排行
超清无码无码二区无码三区